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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领袖的魅力: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崇拜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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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4 09:01: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a name="0"><font face="宋体"><strong>一个领袖的魅力: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崇拜毛泽东</strong>
                </font><div id="chan_newsInfo">2007-05-30 11:07:38 <a href="http://culture.china.com/zh_cn/" target="blank"><img title="一个领袖的魅力: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崇拜毛泽东" src="http://culture.china.com/sourceimg/4984_cul7425.jpg" border="0" alt=""/></a>
                </div></a><a href="http://culture.china.com/zh_cn/" target="blank"><img title="一个领袖的魅力: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崇拜毛泽东" src="http://culture.china.com/sourceimg/4984_cul7425.jpg" border="0" alt=""/></a>
        <div>&nbsp;</div><div>毛泽东于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父亲通过买卖谷物成为一个富农。他的母亲没有文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毛泽东也是在这种宗教信仰中长大的。从童年开始,毛泽东就常常与父亲产生冲突——至于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很清楚。那种冲突,后来不免让人们猜测到,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是否最初来源于与父亲的对抗。一个貌似可信的解释是,由于其父亲地位的上升,他陷入了一种模糊的阶级立场之中——或者说,他从6岁开始必须用一部分时间在农田中劳作,而到了13岁,就必须整天待在农田劳作。16岁时,毛泽东公然反抗父亲,离开家去读小学。他设法继续接受教育,并努力学习西方古典名著和中国英雄主义的故事,最后获得了长沙师范学校的文凭。 <br/>&nbsp;&nbsp;&nbsp;&nbsp; <br/>&nbsp;&nbsp;&nbsp;&nbsp;1918年秋,毛泽东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找了份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理智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时期。在北京,毛泽东接触到了共产党领导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教授以及其他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接触到了学生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 <br/>&nbsp;&nbsp;&nbsp;&nbsp; <br/>&nbsp;&nbsp;&nbsp;&nbsp;在北京,毛泽东仅仅是李大钊手下一名图书馆助理员,与其他8位湖南学生共用一间屋子,因此他的地位很卑微。据说,当他试图向胡适请教问题时,这位显赫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竟不肯屈尊回答这位小小的图书馆助理员的问题。毛泽东参加了学生社团,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不久他就卷入了这个大学城的革命浪潮中。到1920年,毛泽东就成为了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br/>&nbsp;&nbsp;&nbsp;&nbsp; <br/>&nbsp;&nbsp;&nbsp;&nbsp;但是,毛泽东属于哪种马克思主义者呢?中国的革命者甚至比俄国的革命者更为紧迫地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在当时城市无产阶级为数不多而又没有普遍革命热情的情况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这个“落后的”农业的殖民地的国家。就像在俄国那样,中国社会改革的任务异常艰巨,人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争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问题,特别是他们的领导阶层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里,列宁再次起到了重大的联结作用,因为他是一名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总是在“阶段”和“阶级”的问题上不断改变其观点,但他总是坚持对革命领导的需要和纪律严明的组织的需要,在这方面,毛泽东是一个超级的列宁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毛泽东充沛的精力与革命承诺提高了他在共产党人中的影响力,但他的革命理论尚未形成;当然,他在遵循与国民党合作的莫斯科路线方面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br/>&nbsp;&nbsp;&nbsp;&nbsp; <br/>&nbsp;&nbsp;&nbsp;&nbsp;1924年,毛泽东主要因为健康的原因——既有身体上的又有政治上的——回到了湖南省。这是他作为革命领导者在上升过程中迈出的重要的第二步。他在自己的村子里曾有着农民生活的不快记忆,因此他仍然将农民阶级更多地看作革命支持的来源而非革命领导的来源。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他发现湖南的农民已经被外国对中国的侮辱以及他们乡村的不平等地位所唤醒。毛泽东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映了他对新发现的农民的战斗精神而感到兴奋。他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毛泽东指出,农民不仅有能力组织和实践革命领导,而且他们也已经做到了,难道还要求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吗?那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毛泽东否定儒家的行为举止美德(一种西方的方式价值)。革命就是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br/>&nbsp;&nbsp;&nbsp;&nbsp; <br/>&nbsp;&nbsp;&nbsp;&nbsp;要将农民视作革命的先锋队——这肯定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的。毛泽东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的行动对革命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他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承诺。然而,“短时期内”将爆发农民起义的乐观前景,却陷入了持续数年的失败和挫折之中。在1927年,随着蒋介石对共产党员的屠杀,以及斯大林要求采取革命军事行动,毛泽东直接领导了湖南的秋收起义。起义失败之后,他受到指责,并被剥夺了领导权,最后被迫退出了湖南。 <br/>&nbsp;&nbsp;&nbsp;&nbsp; <br/>&nbsp;&nbsp;&nbsp;&nbsp;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向东转战,并且在江西地区的偏远山区找到了一块安全地带。在这里,朱德成为毛泽东的军事统帅,而毛泽东此时才能演练他的政党领导技术、宣传手段、自我批评理论和农民运动理论,后来他又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了更广阔的舞台上。但这些演练的时间却很短暂,因为获胜的国民党领导者蒋介石开始对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围剿运动”。毛泽东的红军避开了国民党的围歼;他带领一支约由12万男人和女人组成的衣衫褴褛的军队开始了匪夷所思的长征,最后到达了安全地点陕西。到长征结束时,这支军队只剩下大约10&nbsp;000名士兵——但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可替代的领导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br/></div><div>在陕西省,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和取得政权,毛泽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正是在那里,他展现出他在取得权力和巩固权力中采取机动灵活策略的能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要求土地的社会化和农业管理的集体化,但是毛泽东发展了一套渐进的税收和土地改革计划;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谴责“冒险主义”,但是毛泽东却从著名的(暂时性的)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的事件中获益,尽管他也许并不同意这一行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要求城市无产阶级充当革命的先锋队,但是,毛泽东发起的革命运动却是建立在农民基础之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否认中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可以共同影响根本的变革,但是延安的共产党人却在那些阶级中建立了一种联合的统一战线战略。可以肯定,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的立场主要是受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的影响,但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共产党人不需要主张他们实际所采取的高度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土地所有者、地主和商人利益集团采取了一种如此温和的策略,以至于不仅某些美国人而且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共产党本质上是“土地改革者”(agrarian&nbsp;reformers)。 <br/>&nbsp;&nbsp;&nbsp;&nbsp; <br/>&nbsp;&nbsp;&nbsp;&nbsp;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和英国与国民党中国结成战时联盟;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了在战后一决雌雄都保存实力;国民党进行了姗姗来迟和近乎痛苦的政治改革努力;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内战的爆发,但是失败了;蒋介石竭尽全力地对抗共产党,并在1947年取得了早期的胜利;其后,共产党又集结农民力量进行反攻,首先是放弃了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并最终通过革命又控制了这些城市——这些事件多被毛泽东充分利用,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一样。除了台湾,中国共产党迅速巩固了对全中国的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和使用权力方面,不断展现出政治实用主义的特点。但是,如果认为仅靠实用主义就够用的话,那么毛泽东的对手们可能会取而代之;毛泽东的领导有着更加稳固的根基。 <br/>&nbsp;&nbsp;&nbsp;&nbsp; <br/>&nbsp;&nbsp;&nbsp;&nbsp;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他自己的领导而走出的关键性的一步,就是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的重要标准,同时转而将农民作为革命的推动力量。这一思想并非毛泽东所独创;还有其他中国的政治家们,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非共产党人,都曾为了美好的理想而“深入农村”。毕竟,马克思在本质上是城市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在本质上是乡村。毛泽东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仅因为他作为宣传者和组织者所具备的技巧,而且还因为他比对手更加符合“农民群众”的需要。虽然他的阶级地位略高于雇农,但是他小时候经历过田间的辛苦劳作,这种经历再与革命理论结合起来,使他在后来更易于走向农民阶级。毛泽东有意识地去努力研究农民,分析其对现状的不满及革命潜力,在关于湖南农民考察的报告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以及在其他的一些研究中,他调查了具有代表性的普通的中国民众的各类群体,确定他们的物质环境、观念以及对各种行为方式的选择偏好。他总是关心“具体问题”——食物、土地、佃农及妇女所受的压迫——及其对个性特征和政治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人们长期以来一直都认为,农民将为革命行动提供支持力量;但毛泽东还将其视为革命领导的一个来源。如果说天才的政治领导者需要具备的一个最好品质,就是不仅要了解潜在的追随者的需要,而且要了解应以何种方式来激发和引导那些需要,那么毛泽东的实践、感知和分析,就使他具有了发动农民、领导农民的空前的机遇。 <br/>&nbsp;&nbsp;&nbsp;&nbsp; <br/>&nbsp;&nbsp;&nbsp;&nbsp;毛泽东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中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识到冲突与领导和权力的关系。他迅速成为了冲突的受害者、利用者和伟大的冲突理论家。最重要的是,在对冲突的分析和处理中,他显示出了对政治领导战略的驾驭能力。小时候毛泽东就因为与父亲的冲突而从家中跑出来,不料在学校中,竟会因为他的举止笨拙和褴褛的衣衫又遭受来自出身较高阶层的同学的敌视。在北京大学,他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人;在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政党中,他的理论威信非常有限;在知识分子主导的运动中,他也根本算不上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为国内矛盾付出了代价:他失去了很多同志。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妹妹在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许多年后又在朝鲜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他的无数朋友和追随者被他的敌人杀害;当然他也会处死无数的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或者使他们被处决。在他早期的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他论述了一个通常有益于健康的体育教育问题:“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运动宜蛮拙。”他提到伟大的战役和英雄们的技艺:“其道盖存夫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 <br/>&nbsp;&nbsp;&nbsp;&nbsp; <br/>&nbsp;&nbsp;&nbsp;&nbsp;他的成熟的冲突理论相当清晰和全面,在对心理学和哲学基础的探索上,要远远超过列宁的理论。毛泽东的理论以二元对立(dualism)和矛盾普遍存在的观点为开端。二元对立是指成对出现的、根本相对的两个方面,例如:动与静,旧与新,合作与冲突,生与死,现在与将来,纯与不纯,阴与阳。这些二元对立同样存在于个体之间以及个体内部。就它们与物质生产力及阶级关系的联系来说,它们刻画了社会阶级结构的特点。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矛盾也将无休止地存在下去。“只要矛盾存在于主观和客观中,存在于前进与落后中,存在于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中,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就将继续存在,并且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任何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仍然会有好人也有坏人”,现实中只存在思想上相对正确与相对错误的人。 <br/></div>
 楼主| 发表于 2007-6-4 09:03:07 | 显示全部楼层
矛盾论不仅强调对立,而且还强调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写道:“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没有其它对立方面,那么每个方面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上”就没有“下,”没有福就没有祸。他还继续论述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的”社会对立面: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等等。毛泽东将矛盾区分为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即与阶级无关的矛盾),例如工人之间的矛盾或者农民之间的矛盾。但是,只有对抗性的矛盾才是基本矛盾斗争的要素。该学说也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毛泽东对其加以润色,并且应用到中国农业生活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如果斗争达到激烈对抗的程度,那么就会发生“辩证转化”:例如,统治者可能将被迫与被统治阶级换位。毛泽东的论证受到了相当多的曲解,但是有三条含义却相当顽强地体现出来:政治冲突是社会变革所必需的;冲突可以被领导者所控制;冲突可以由领导者来制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冲突对变革和最终统一是必不可少的。弗朗茨·舒尔曼(Franz&nbsp;Schurmann)说:“这种思想风格的特殊之点是它的简洁性。<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它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接受了若干哲学前提,然后将各种思想观念套入一个无尽无休的二元对立关系中。”矛盾的解决可能会导致新的矛盾和新的冲突。因为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矛盾——经济矛盾——决定着其他的矛盾;领导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历史进程的每个关口确认这个主要矛盾,并且找到解决它的中心线索。这给予领导一个相当大的活动空间。领导者并不是主要社会冲突的消极反映者,他们要渲染某些矛盾,淡化另一些矛盾,还要忽视其他一些矛盾,他们面临的风险,是其他反映人们需要的领导者向他们提出的挑战。另一方面,在一个多元体系中,交易型领导者在面对他们所承认或忽视的各种群体和利益集团中的冲突时,会更容易受其摆布。<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我们一直在提毛泽东,把他作为唯一的“领导者”(the&nbsp;leader),等等;但实际上,这是对整个领导体系的速写。在这本有关领导的书中,我们毫无理由去抵触一个基本的观点,即,领导是一种集体的事业。毛泽东身边总是围绕着一个缓慢发展起来的强大的领导者的等级结构,其中一个人便是其第三任妻子——党的激进主义分子江青。庞大的中国共产党被制度化,领导结构已经扩散到中国所有的主要公共机构中,并且通过党的各层领导,到达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该党秉承了一般的共产党的模式: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细化的省和地方机关,还有经过精心挑选、受过严格训练并且定期交纳党费的党员资格制度。该党建立了通常的组织机构、宣传机构、党的财政机构、研究机构以及其他类似的部门。该党当然控制了所有的大众宣传手段,并特别强调口头教育和面对面的说服工作。老式的新式的说服技巧——隔离群众使其受到最大影响,激起其紧张情绪,使问题简单易懂——这些技巧可以用来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直到把他们变成基层的意识形态宣传者。<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然而,毛泽东及其他领导者在利用党作为实现最高领导的工具过程中,在某一个方面远远超过了标准的共产党人。根据刘易斯的观点,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位这样的领导者,他不是基于权威,而是基于“政治领导者与广大中国人民的互惠的和有组织的关系”,来实际锻造坚固的阵线。毛泽东对这一点表述得很清楚也很直接。他这样要求党的领导者:必须向自己的下级学习!“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在做先生前先作小学生;在你发号施令前先向基层干部学习。”&nbsp;他也悉心教导基层干部如何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学说。必须将群众的愿望和不满收集、梳理、总结起来,并且将其与政府的方针路线联系起来,以便将这些反应上传给政治领导,这样它们便可以与政府和党的政策联系起来,而政府和党的政策便可以据此进行相应的修改。对新的政策的解释还会再返回到人民那里。这种辩证的过程将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这种领导与追随者相互作用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种领导体制。就群众的态度影响了党的政策来说——这种影响无论被官方如何夸大,都是非常重要的——追随者变成了领导者。因此,用舒尔曼的话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组织,它在其结构的所有层次上都是由那些毕生以领导为最大目的的领导者所组成的”。每个层次的党的领导都遵循着一种生活方式:公开、透明、集体以及在工作时间、精力和个人奉献方面的严格要求。需要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批评、自我评批、“批判大会”还有“整风”运动中,该方法被西方看作是以团体意愿代替个人思想的“洗脑手段”。中国共产党也绝不是不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领导的老化,在上层集团中缺乏上升的流动性,意识形态宣传者与技术人员之间的摩擦——但作为一种领导体制,该党的力量和持久力还是给人以深刻印象。没有对群众中的领导潜力的有效动员,该党几乎不可能在“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压力中维持生存。<br/><br/>共产党领导者面临的一个最为有趣的战略问题,就是共产党领导将如何对待他们所取代的社会精英阶层,特别是上层知识分子,那些颇具修养而常常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专业人士。从根本上来说,这些特权阶层的人被看作是一种威胁。他们被剥夺了政府的额外补贴和许多财产;他们通过审查和再教育而沦为下等人;他们的孩子被送到农村与农民一起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中一些人将孩子送到国外暂住。其他人则不情愿地顺从了共产党的权力;很多人投靠了新的革命运动,他们相信牺牲少数人的安逸可以给此前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但是这种体制从根本上仍保留着反知识分子的偏见,因为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好怀疑的态度、生性多疑、独立甚至超然的立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与这种情绪高涨、相互依赖、纪律严明、本质上具有“宗教性”的革命运动相背离的。<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现在仅剩下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过去的领导体制服务于什么价值观念;在此,与对布尔什维克的同样问题的回答一样,其答案还不完全清楚。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政治制度的卓越创造者;他们对共产主义理论及学说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让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特别是在文化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所做的是一种变革型的革命,但是他们在方法论和近期目标的理论方面,比在所有这些努力所服务的最终目标的阐释方面要有效得多。从政党的承诺和纲领中,从该政权在过去的1/4世纪所制定的经济计划和社会计划中,当然可以得出很多推论。平均主义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各种最高目标之间的优先排序及相互关系这些严峻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一个集权社会中,个人自由和集体权利的问题上——革命领导始终阐述得不是那么清楚和肯定。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就无法断言革命领导的最终成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没有可以依赖的公民自由的历史传统,他们也没有创造出一种公民自由。<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文章摘自《领袖》<br/><!--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
发表于 2009-2-19 19:48:2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政治制度的卓越创造者;他们对共产主义理论及学说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让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特别是在文化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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